馒头说-【8.22】十二年一轮回,回顾1991年那场震动全国的“改革开放”大辩论

发布时间:2018-08-24

“馒头说”写过不少人物

 

但有的人物,是超出我笔力以及能力范围的

 

比如邓小平

 

所以在今天,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段小故事

 

其实说小也不小

 

在27年前,那也是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的

 

而且这件事,和我的老东家有很大的关系




 

【今日由头】

1904年8月22日

邓小平出生

 

 1 

 

1991年2月13日,是农历的小年夜。

 

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,把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评论部副主任凌河请到了一起,说是要开个小会。

 

按照惯例,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,周瑞金都会在《解放日报》的“新世说”栏目上写一篇小的言论文章。但是,如果只是要写一篇小言论的话,是没必要把施芝鸿和凌河请到一起开会的。

 

果然,三人碰面后,周瑞金提出,要三个人一起,写几篇大的署名文章。

 

周瑞金提了一个总的大方向和写这个系列文章的初衷:

 

新的一年,是“辛未羊年”,按照中国人“十二年一轮回”的观念,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交替点上——十二年前的1979年,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。

 

当然,在这个时间点,周瑞金要亲自牵头组织这样一系列署名文章,肯定是有他自己更深层次的思考的。

 

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、推敲、修改、编辑,在1991年2月15日,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,《解放日报》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:




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、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,下半版加框出现了一篇大文章:《做改革开放的“带头羊”》。

 

这篇文章开头就这样写道:

 

“亲爱的读者,当我们称颂“三羊开泰”之际,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,您是否想到,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?”

 

文章的作者署名,是“皇甫平”。

 

 2 

 

接下来,我们要把这篇文章放一放,来看看“意味深长”的1991年。

 

1991年的国际形势,用“风云变幻”四个字来形容,应该不算太夸张。在这一年,克林姆林宫的“苏联”旗帜被缓缓降下,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。

 

在“苏联”变成历史名词之前,东欧也发生了剧变:两德统一,波兰、保加利亚、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,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更是被枪决。再往前一些,中国自己也发生了政治风波。

 

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国国内。

 

1991年2月22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,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,主要问题是“产成品积压增多、经济效益下降,财政困难加剧,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”。到了年底,统计局的数据显示:全国下载实现利润下降67%,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。

 

再把目光缩小一些,放到上海,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。

 

1991年,美国《财富》杂志副总编小理查德·科克伦来到了上海,说了自己的印象:“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,只有大约100辆汽车,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。”而另一个刚刚从东京来到上海的美国人的言论似乎更有些扎心:“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50年了,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。”

 

在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凌志军写的《变化》一书中,第一部是记录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,他给这部分取名叫做:“谷底”。


199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,那时候还没有改成步行街

 

而就在这个“谷底”之年,8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。

 

邓小平是来过春节的,但他又不像是来过春节的。一到上海,他就去了很多下载和工厂考察。那一天,邓小平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——上海那时候为数不多还算拿得出手的地方——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说:

 

“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,早几年开发就好了。”

 

他还回顾了自己当初制定“经济特区”时的考量:

 

“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,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。深圳毗邻香港,珠海靠近澳门,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,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,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。上海人聪明,素质好,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,那么上海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”

 

说完上海,邓小平似乎自己做了总结:

 

“改革开放还要讲,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。会有不同意见,但那也是出于好意,一是不习惯,二是怕,怕出问题。

 

……

 

要克服一个怕字,要有勇气。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,才能开拓新路。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,失败也不要紧。

 

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,胆子更大一点,步子更快一点。” 

 

朱镕基听的时候,不断点头。因为就在不久前,朱镕基在向全市干部传达第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,曾修改了曹操的《短歌行》,提出了八个字:

 

“何以解忧?唯有改革!”

 

 3 

 

有时候,一件事要反复强调,那多半是因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。

 

1991年2月11日晚上,上海市委一位领导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里。他拿出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他看。

 

看了邓小平的那些讲话精神,周瑞金回忆自己当初的感觉是“深受触动”,他后来自己回忆:

 

“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已经感到,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,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,不加快经济发展,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,中国是没有前途的,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。”

 

周瑞金理解邓小平的担心,因为身处1991年,不要说在党报担任领导工作的他,恐怕普通读者对当时的舆论氛围也都有所感受。

 

在当时的国内媒体报道中,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比喻:

 

“经济特区”是“和平演变的温床”,“股份制改革试点”是“私有化潜行”,“下载承包”是“瓦解公有制经济”,而“引进外资”更是被称为“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”。

 

在1991年,如何“预防和平演变”是一个重要的任务,但不知为何,“改革开放”被悄悄腾挪到了对立面。

 

周瑞金回去后,自己决定:作为当初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报,后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《解放日报》,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,应该发声!


周瑞金

 

“愿辛未年以名副其实的‘改革年’而载入史册!”

 

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组,在那篇署名“皇甫平”的文章《做改革开放的“带头羊”》中,用来收尾的那句话。

 

至于为什么要用“皇甫平”作为笔名,周瑞金多年后的解释是:

 

“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,这并不错,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。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,这个皇字,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,与奉字谐音。这个甫,不念浦,而念辅。我选这个甫,就是取有辅佐之意。奉人民之命,辅佐邓小平。”